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文宗的朝廷并没有过于谨慎。文宗继续提拔自己信任的宦官刘弘逸和薛季棱，宦官们也不忘安排各种娱乐活动来取悦皇帝。即使文宗公开骂仇士良是“家奴”，又被仇士良听到，似乎也没什么大碍。毕竟，汉献帝敢这样骂曹操吗？ 当时，牛僧孺是山南东道的节度使，但仇士良并没有将这个老朋友召回京城继续做宰相。至于仇士良是否能力不足，还是他与牛僧孺的关系不深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交给大家自行判断。 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仇士良依旧拥有着不小的影响力，甚至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局势。有一次，仇士良抓住一些人，审问他们要谋反的事情，并上奏文宗要求判处死刑。御史中丞高元裕和起居舍人魏谟认为这个处理不合规，应该交由刑部和大理寺审理。文宗命令御史台重新审查，但由于御史台不敢得罪仇士良，最终这些人还是被处死了。
展开剩余58%武宗果断出兵镇压刘稹，并剥夺了仇士良的实权。感受到威胁的仇士良最终辞职，转任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、知省事，最终退休。 当后辈来送行时，仇士良告诫他们：“你们要带着皇帝玩，不能让他忙着读书、见大臣，这样天下就会由我们宦官说了算。” 他没有说：“你们要让皇帝成为第二个文宗。”因为他知道，武宗不吃这一套，他的后辈们没那个本事。 仇士良去世，享年六十三岁，之后被授予扬州大都督。转年，由于家中藏有数千件兵器，被下令削去官职并抄家。唐宣宗登基后，几乎推翻了武宗的所有政策，为仇士良平反，并立起了《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》。 仇士良的例子被后来的官员作为警示，告诫皇帝珍爱生命，远离宦官。他的权术被无数后人学习，警惕着自己的政治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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